马峥嵘、韩志斌：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马峥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提要】阿拉伯史学是中东史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的史学传统，在世界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阿拉伯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想对阿拉伯社会的冲击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换言之，它是自觉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阿拉伯历史的时代转型做出的反应，在史学书写方面的体现。因此，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是20世纪阿拉伯历史的时代产物，它见证了自觉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产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做出的实践努力。这主要表现为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阿拉伯侨民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关键词】阿拉伯史学；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阿拉伯侨民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

阿拉伯史学是“多元一体”的中东史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的史学传统，在世界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在‘多元一体’的中东史学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即上承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古埃及史学、古希伯来史学、古波斯史学和早期基督教史学的遗产，沾吮希腊—罗马史学的余辉，下启伊朗史学和土耳其史学等中东地区的主要史学分支”。阿拉伯史学既有其独特的本土文明禀赋，同时也是不同地区文明交往尤其是史学交往的产物。阿拉伯史学的历史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古代史学：7至16世纪初，阿拉伯史学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中东的主流史学；2.近代史学：16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史学进一步走向多元融合；3.现代史学：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成为阿拉伯史学的主流思潮；4.当代史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阿拉伯史学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承上启下，既继承20世纪前阿拉伯史学的特点，也展现出新特征，为21世纪阿拉伯史学发展奠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一方面，阿拉伯人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另一方面，西方史学元素被大量引入阿拉伯世界，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主题。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作品不再像传统史学那样注重对宗教史、政治史、族谱和名人传记等内容的追溯与记载，而是增加了对国家、民族、社会和平民等方面的人文关怀，由此使史学作品在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体的承载下突破了宫廷和官方等特权阶级的禁锢，将先进思想传播到更普遍的平民社会中，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思想解放和民族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大批阿拉伯史学家通过创立报刊和杂志等新型纸质媒体来传播新思想，甚至投身政治和革命开展创作。

国外学界对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研究有所涉猎。例如，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人对18世纪以来的全球史学史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谈到20世纪中东的民族主义史学、全球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内容。由加拿大安大略金斯顿女王大学校长丹尼尔·伍尔夫担任总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第四、五卷均涉及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历史书写，指出阿拉伯现代史学的诞生及其在阿拉伯精英中的反映。国内学者对古代阿拉伯史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探讨并不充分。梁道远对阿拉伯史学的起源进行了细致研究，对古代阿拉伯史学史进行了分期（即萌芽期、成长期、繁荣期、延续期和衰落期五个阶段），梳理了约1500名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主要著作。王晴佳、李隆国的《外国史学史》简略提及20世纪阿拉伯史学。陈恒主编的《外国史学史》提及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专业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的发展。韩志斌曾对20世纪中东史学进行宏观概括，但限于篇幅并未深入。本文以阿拉伯资料为研究基础，在分析20世纪阿拉伯史学著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阿拉伯史学的流派与特征进行探究。

一、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

阿拉伯史学是阿拉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随着七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传播，在继承前伊斯兰时期战争史诗和谱系的传统，以及记述穆罕默德与圣门弟子丰业伟绩的基础上迅速兴起，并在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的推动下，同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文化相互融合而逐渐体系化和学科化。到阿拔期王朝晚期，阿拉伯史学的发展并未因帝国的分裂和动荡而衰落，反而在穆斯林史学家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等政权的支持下进一步官僚化和世俗化，直到16世纪初马穆鲁克王朝灭亡后，阿拉伯史学陷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衰落期。总体而言，古典时代阿拉伯史学作品更多地关注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宏观领域以及部落、宗系、望族、名人等精英群体，这种对传统文化和精英名望之尊崇与执著的精神贯穿阿拉伯史学始终。

19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传入阿拉伯地区，阿拉伯社会传统的伊斯兰帝国体系和价值观遭到空前挑战，于是部分阿拉伯有识之士选择追溯遥远的历史记忆来为阿拉伯人日益低沉的民族自尊寻求精神慰藉。因此，一些史学家延续了前人撰述历史的方法，将历史事件、学术流派、名人等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借鉴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史学作品，如埃及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沙鲁比姆（1861—1918年）的五卷本《古今埃及全史》。这套书籍在他于1903年退休后因极具研究价值而被赠予开罗的科普特博物馆。这类史学家旨在通过追溯历史和效仿前人来复兴伊斯兰文明，因此，他们尽可能地赓续了传统史学的创作模式而在撰述方面鲜有创新。但是西方思想和技术的传入，为史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类型和传播媒介，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呈现新的特征。

第一，复古主义史学家对前人著述风格的继承和发展。这类史学家通常出身宗教氛围浓厚的信士家庭，并从幼时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对伊斯兰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摩洛哥人穆罕默德·本·哲耳法尔·卡塔尼（1857—1927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推动社会改革，而现实的失意迫使他于1910年移居麦地那并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重大的科学复兴运动，讲授各种科学书籍，深化对四大教法学派和其他学派的研究。法国殖民者侵入叙利亚后，他于1926年回到摩洛哥的非斯，并在卡鲁因清真寺教授由伊玛目艾哈迈德注解的《穆斯纳德》（阿拉伯史上影响最大的圣训学典籍之一）。他因学识渊博、熟记古籍、收集“创制”的资料以及对宗教的虔信、对现世的弃绝和对后世的渴望而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广为传颂。1898年，他完成了《心灵的慰藉与雅致的对谈：葬身非斯的学者与贤士》。该书是一部记载非斯的圣徒、名流、统治者和欧莱玛的鸿篇人物传记，是其关于马格里布编年史和圣徒传的集大成之作。卡塔尼在书中以教法学为理论基础极力为圣墓崇拜提供法理依据，并以先前的历史学资料和不倦的实地调研作为创作的信息来源，使得这本巨著成为后世学者撰写马格里布城市其他名人传记的样本。

第二，出现了创办纸刊来创作和传播伊斯兰传统文化和反侵略思想的保守主义史学家。埃及人艾哈迈德·泰穆尔（1871—1930年）出生于一个显赫的赫迪夫家庭。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动了民俗与民间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奥斯曼帝国时期广为流行的皮影戏。艾哈迈德是一个偏于学术风格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也是一位擅长研究和分析的评论家。根据穆罕默德·哲瓦迪的说法：“他的一些作品表现出百科全书式的特征，有人认为这仅仅与誊写和编排有关，实际上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天赋，以一种全新的普遍方式引领科学的构建，他的行为在他的《民间谚语》一书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因此，该书是民俗研究不可或缺的权威作品。”叙利亚人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1876—1953年）是阿拉伯新闻业的先驱，也是调查性新闻业的权威；他以写作闻名阿拉伯世界，是在大马士革创办报刊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建立阿拉伯科学学会的第一人。1906年，穆罕默德·库尔德移居埃及，创办月刊《求知》，发表科学、文学和历史类研究文章。他还校勘了许多稀有手稿，并因撰写反什叶派的论辩文章而闻名。

第三，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工具书充分发展，其撰述对象除了抽象的文化概念，还包括具象的山川城市等地理标志。埃及学者艾敏·萨米（1857—1941年）的六卷本《尼罗河年鉴》对尼罗河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和大幅介绍。其中，第一卷包括埃及历史上的统治者以及622—1915年的总体情况和埃及事务的历史记录。埃及政治史学家艾哈迈德·沙菲克（1860—1940年）的十卷本《埃及政治年鉴》，是一部收集了诸多事件、文件、讲演、访谈、埃及政党史以及领导人的工作评论的政治百科全书。此外，还有艾纳斯塔斯·卡尔迈利的语言学史著作《哈利勒·本·艾哈迈德词源》；朱尔吉·宰丹的谱系学史著作《古代阿拉伯人的宗系》、文学史著作《阿拉伯语文学史》、历史学著作《伊斯兰文明史》《现代埃及史：附古代埃及史要略》《希腊与罗马历史概述》、人物志著作《19世纪东方名人传记》等。

综上，这一时期出现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家及作品，是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潮挑战的一种被动式回应。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异族入侵呈现的文化统一（伊斯兰）和民族融合的时代特性，现代的异族（即西方人）入侵带来的是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阿拉伯人与其负载的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压制下丧失了以往在中东社会的优势地位，这种巨大的精神落差使阿拉伯人对现实极度失望。于是，他们转向传统文化，以期在先人的遗产中找到复兴阿拉伯社会的奥秘。这种精神导向，致使诸多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古典史学家的创作风格，他们聚焦于研究传统的阿拉伯政治、历史、文化、名人等富有民族自豪感的撰述对象。但是，西方思想和技术的传入提供了新颖的视野和传媒形式，特别是阿拉伯史学作品的创作和发行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以中短篇文章的形式在报刊上进行连载（长篇著作仍以专著形式出版）。连载不仅有效地缩短了作品发行的周期，而且使创作文风变得更加灵活，由此深奥的史学在报刊的承载下变得平民化、大众化，成为阿拉伯传统文化复兴和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赓续

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中东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20世纪后，阿拉伯地区的民族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阿拉伯历史学家以伊斯兰文明为基调，寻觅其与现代性的结合，通过史书写作颂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推向高潮。阿拉伯民族主义蕴含的强大内聚力，也为阿拉伯人的政治实践和社会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和精神动力，彼时阿拉伯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这一思潮，史学界涌现出大批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家。例如，前文提到的朱尔吉·宰丹（1861—1914年）是最早致力构建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之一。这些史学家通过撰写史学作品颂扬阿拉伯传统文化、宣扬阿拉伯民族认同，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阿拉伯史学由此在继承前人遗产和吸收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史学编撰方法、研究领域和职业认同等方面均有发展。整体而言，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通过创办纸刊来传播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如朱尔吉·宰丹曾在开罗经营《文摘》，而后于1892年创办并发行了第一期《新月》，该杂志在五年后成为埃及流传最广的杂志之一。他曾就学于叙利亚新教学院（1920年更名为“贝鲁特美国大学”），从那时起便开始对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等思想产生兴趣，特别是塞缪尔·斯米莱（Samuel Smiles，1812—1904年）的《自救》（Self-Help，1859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对个人主义和自我的关注在阿拉伯知识分子中是一个相对新颖的理念，因此，这成为宰丹后来创作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由于共济会宣扬普遍知识无处不在且可为每个人所用，这种自由、平等的超民族主义思想对宰丹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共济会通史》一书，旨在宣传共济会思想并纠正人们对共济会的误解。

第二，特权阶级也积极参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创作。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出来的空前凝聚力不仅对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强大号召力，对上层社会的特权阶级也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些特权阶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帕夏、埃米尔、瓦利等政治显贵。埃及阿拉维王朝的埃米尔欧麦尔·图森（1872—1944年），不仅支持阿拉伯民族团体以及地理、历史和考古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是首位建议派代表团参加凡尔赛会议以谋求埃及独立的人。他先后发表四篇论文，分别阐述了工业、军事学校、科学机构与埃及陆海军队的情况。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的埃米尔伊本·宰丹（1873—1946年）的著作是研究梅克内斯和阿拉维王朝的最佳资料之一。他著有八卷本《赠礼》和数百部传记，包括素丹阿卜杜勒·拉赫曼与哈桑一世。另一类是穆斯林欧莱玛甚至基督徒牧师等宗教领袖，这类史学家普遍侧重对阿拉伯文化的载体——阿拉伯语的保护和复兴。伊拉克基督教牧师艾纳斯塔斯·卡尔迈利（1866—1947年）呼吁对阿拉伯语进行阿拉伯化改革，即去除阿拉伯语中的外来语元素，并在其编写的五卷本辞典《助手》中阐释了原因。他说：“自从我们开始真正了解了阿拉伯语后，我们从古代、古典时代和当代的书籍中发现，许多词汇在语言类的文集中皆无踪迹。于是我们在前人的著作中看到了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们从那时起就要填补这个空白。”该书收集了1883—1946年的各类语言学资料，纠正和收录了此前辞典未录入的词汇，如混合词、口语词、外来词和弃用的词汇，并对这些新词的词源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特点进行解析，还对阿拉伯语同其他语言的对应词汇进行比较研究。1939年，他在开罗出版了《阿拉伯货币和钱币学》。该书“介绍了伊斯兰货币形态及钱币体系的历史流变，弥补了中东经济史研究的不足”。此外，还有一类是嘎迪等宗教学者。如埃及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卢特菲·朱姆阿（1886—1953年），在《现象报》撰文反对英国占领埃及，遭迫害后转而编辑《埃及标准报》。他在1932年出版的《东方的生活：国家、人民、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呼吁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并号召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相互合作。

第三，重视对古代阿拉伯遗产的发掘和阿拉伯民族源流的考究。其集大成者当属埃及历史学家艾哈迈德·艾敏（1886—1954年），他以三部文化史书著称，即《伊斯兰的黎明》《伊斯兰的近午》和《伊斯兰的正午》，这三部曲对中国史学界的阿拉伯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第一部《伊斯兰的黎明》共七篇：第一篇为“贾希利叶时期的阿拉伯人”，讲述了阿拉伯半岛及其地理位置、构成、气候、居民、宗族和社会状况，以及半岛的贸易类型、城市与酋长国的建立，还讨论了阿拉伯人的精神特征以及社会性质对其产生的影响，阿拉伯谚语和故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第二篇讲述了伊斯兰教及其教义的出现以及这些教义对阿拉伯人的影响，并讨论了伊斯兰教的征服以及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族群、思维等方面的融合过程；第三篇讲述了波斯人，并回顾了波斯人对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文学、统治、伦理、音乐和语言的影响；第四篇谈论了希腊和罗马文学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第五、六篇谈论了伊历一世纪的科学和宗教运动；第七篇谈论了教派。

第四，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外，一些地区性的民族主义者也在中东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利比亚柏柏尔人苏莱曼·巴鲁尼（1870—1940年）深受殖民主义和苏菲主义批评家穆罕默德·纳赫利与伊巴德派学者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艾塔法伊什的影响，声称对意大利的侵略发动圣战。他著有《园中繁花：伊巴德派伊玛目与列王》等作品。巴鲁尼的作品充满强烈的爱国情怀，他赞成伊斯兰改革主义，并将柏柏尔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法国文化结合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伊拉克库尔德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艾敏·泽基（1880—1948年）原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任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随着帝国治下诸民族国家的建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日益强烈。为了探寻库尔德人的起源，他走访了库尔德部落的首领和宗教学者，并参观了土耳其、德国和法国的图书馆，还借鉴了俄国东方学家弗拉基米尔·米诺尔斯基（Vladimir Minorsky，1877—1966年）和时任伊拉克博物馆文物馆馆长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1889—1979年）的研究成果，最终完成并出版了两卷本的《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斯坦历史概要：从远古时代至今》。许多学者认为，该书在研究库尔德历史领域仅次于中世纪库尔德历史学家沙拉夫汗·贝德利西（1543—约1603年）的《荣誉之书》。在书中，泽基提出了库尔德人起源问题，即库尔德人由两大群体构成，一类是生活在库尔德斯坦的社群（泽基称之为“扎格罗斯山民”），另一类是公元前十世纪迁徙到库尔德斯坦的印欧人与当地的米底人和卡尔多赫人混血后形成的社群。

相对于弃绝现世的出世主义者和尊崇复古的保守主义者，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家，普遍强调通过躬亲实践的经世行为实现阿拉伯社会的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因此，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传统史学家以及现代复兴主义史学家深居经堂而高谈阔论、闭门清谈的神秘主义行为，这类史学家通常重视同西方进行政治和学术交流，积极吸收西方学界的有益元素，并通过创办报社和杂志社、兴建学校和研究机构等方式来传播和复兴阿拉伯文化，甚至一些拥有特权的政治和宗教领袖选择通过政治谈判或暴力革命的激进方式，建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憧憬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这些参与现世的途径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撰述出现了古典时代缺漏的主题，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基于这些新主题的史学著作，凭借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体高效率、广范围的传播，迅速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从而为阿拉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阿拉伯移民与侨民史学的发展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阿拉伯史学界除了仅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史学家外（如复古主义史学家多游历或求学于伊斯兰国家），还出现了具有留学西方和移民背景的史学家。这类史学家面对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的强势冲击，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仰视的不对等心理，于是选择赴欧美学习，以亲身置于这种异己的文化环境中来寻求民族复兴之路。如巴勒斯坦史学家伊勒亚斯·艾尤比（1874—1927年）曾在叙利亚、埃及、法国和意大利留学并获得文学和哲学学位，身处异质世界的他逐渐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曾在1913年出版的《诸城往事之繁花拾集》中说道：“我将这本书献给埃及的民族思想家们，他们以其理智之火点燃了情感之火。他们不会让情感的烟雾蒙蔽其内心的慧眼。我希冀他们的生命力将会成为埃及的生命力。”这些留学生作为自觉的文化载体，他们不仅将西方思想输入阿拉伯社会，同时也推动阿拉伯文化走向西方世界。他们的最终流向使之分化为两大群体，即海归派和移民派。

第一，海归派。这类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到祖国或其他阿拉伯国家，成为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如伊勒亚斯·艾尤比毕业后前往埃及并被任命为埃及参议院翻译局主任，从事埃及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留洋史学家除阿拉伯文以外还广泛使用西方语言进行创作。埃及政治史学家艾哈迈德·沙菲克用法文撰写了《伊斯兰教中的奴隶制》和《现代埃及与外国势力》，前者于1892年由艾哈迈德·泽基译成阿拉伯文。黎巴嫩外交官乔治·安东尼厄斯（1891—1942年）是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于1938年用英文撰写的《阿拉伯人的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史》，是一部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史，涉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的意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对阿拉伯世界的委任统治等问题。在该书中，安东尼厄斯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追溯到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时期，他认为，在此之前阿拉伯民族已经“休眠”了几个世纪，而这一时期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得益于西方思想的传播和启蒙，特别是英美新教的传教士活动在阿拉伯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复兴和“觉醒”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第二，移民派。这类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入籍并定居欧美国家。不过，该派学者作为阿拉伯文化的载体普遍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排斥，故而为打破这种意识隔阂，他们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对学术研究进行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学”和“阿拉伯侨民史学”。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年）是“东方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世界的长期臆想将伊斯兰文化“符号化为恐怖、毁灭、恶魔和一群憎恶的野蛮人”。如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中所言，身处异质文化环境的他，“现在我无法再记住那个自我，因为我面对的是被失败蔑视和判决的独我而无处可遁，它不能再挺直而立，这无疑是反常的和格格不入的”。黎巴嫩裔美籍历史学家艾敏·里哈尼（1876—1940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伟大的社会改革倡导者与思想家之一，也是第一个用英文创作旅行编年史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文艺复兴和当代阿拉伯思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前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多部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也是中东作家创作美国文学的先驱。他的“阿拉伯半岛三部曲”，即《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他的人民与土地》《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和《阿拉伯半岛的山峰与沙漠：也门之行》，第一次从阿拉伯人的视角对阿拉伯半岛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描述。21世纪初，许多学者注意到里哈尼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如内森·芬克认为：“里哈尼的跨文化交流方式逐渐显现，这反映了其个人身份的成熟。尽管他很快对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偏执形成了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但里哈尼并没有停止对自由思想的重视和对放弃宗教忏悔的民族团结形式的拥护。”黎巴嫩裔美籍历史学家菲利普·胡里·希提（1886—1978年）是“阿拉伯侨民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阿拉伯和中东史的权威。他耗时十年写成的《阿拉伯通史》（History of the Arabs）是其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包括六个部分，从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社会的生态、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国家的兴起、哈里发国家的兴衰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现代西方思想的传入，涵盖了社会、经济、行政、文化等各个领域，对这段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客观叙述，向美国学界介绍了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的巨大贡献。该书于1937年发行英文版，后译成阿拉伯文。他的另一部著作《历史中的黎巴嫩》共五个部分，从史前时期、古代闪族时期、希腊罗马时期、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到18世纪黎巴嫩，是历史学家第一次尝试对黎巴嫩的五千年历史进行汇总和梳理。该书由艾尼斯·法里哈译成阿拉伯文，于1959年在贝鲁特出版。此外，他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史》《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兰》《伊斯兰：一种生活方式》等多部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在阿拉伯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这时期出现的具有留学西方和移民背景的阿拉伯史学家，是面对西方文化对阿拉伯社会的侵蚀而为本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积极举措的自觉群体。相对于保守的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在伊斯兰文明之外还有一种异质文明，他们愿意将之视为一种与伊斯兰文明对等的实体存在，因此，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并主动融入这种环境来切身感受其与自我的主体文化相异的特质，从而通过跨文化的自觉反思成为既向阿拉伯社会引入西方文化、又向西方社会介绍阿拉伯文化的桥梁式群体。至于在两种文化之上逐渐形成的史学题材（如东方学、阿拉伯侨民史学等），则因关注陷入西方社会误解和偏视下的阿拉伯文化与移民状况，获得了阿拉伯人与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由此成为现代阿拉伯史学的一种开创性题材。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盛行

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已传入埃及，并于1890年在知名杂志《支援者》上刊登了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匿名文章，这被认为是埃及第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式文本。随着留学西方之风日盛，阿拉伯旅欧学生的规模迅速扩大，至1908年，仅埃及旅欧学生就达六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旅居法国，其余散居瑞士、奥地利、德国和英国，而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印刷和辩论等途径盛行于这些国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由此对埃及留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893年，阿里·艾布·福突赫在法国蒙彼利埃成立了第一个埃及海外学生组织——“埃及进步协会”。此后，从1893年到1920年，埃及旅欧学生在英国、瑞士、德国和法国共成立了七个协会，这些学生日后成为埃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如留学英国的赛拉迈·穆萨、留学法国的阿齐兹·米尔胡姆和曼苏尔·法赫米以及留学德国的阿里·阿纳尼。

1918年，旅法归国的阿齐兹·米尔胡姆和曼苏尔·法赫米首次尝试创建社会主义政党，但因新闻工作者马哈茂德·阿兹米以埃及社会和经济条件不适合建立社会主义政党为由，说服了曼苏尔·法赫米，建党失败。1921年8月，赛拉迈·穆萨和阿里·阿纳尼合作建立了第一个埃及社会主义政党。由此，马克思主义通过旅欧学生的宣传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运动盛行于埃及，并产生了众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将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同埃及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埃及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最具影响力者为赛拉迈·穆萨（1887—1958年）。他是埃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其影响力遍及整个阿拉伯世界。他在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著书五十余部，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向几代年轻人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他于1913年创作的短篇专论《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第一部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社会主义著作。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20世纪初，希腊、意大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流亡到埃及，并于1919年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埃及因此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艾哈迈德·萨迪克·赛耳德（1918—1988年）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后的埃及社会主义运动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著有多篇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特别是1979年出版的《埃及社会经济史》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他在该书中尝试根据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述提出埃及史的新史观，并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许多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欢迎。他的这一尝试被认为是继伊卜拉欣·阿米尔在其著作《土地与农民》（1957年）中尝试以反传统的方式阐述埃及社会经济史之后的第二次尝试，以此力图提出一种符合埃及国情的新马克思主义史观。

除埃及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通过两种渠道传入其他阿拉伯国家。其一，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法属殖民地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其二，1920年苏联遣使赴阿拉伯半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前往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在阿拉伯多国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在阿拉伯世界蓬勃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20世纪40年代末的巴勒斯坦因受美苏冷战以及犹太复国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该国盛行，由此涌现出一批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家和史学家。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乔治·哈伯什（1926—2008年），力图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具有左翼倾向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党。他自称接触马克思主义是1967年在叙利亚单独监禁期间深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著作。他创作了《联合领导对解放组织的统一及其民族战线的保证》（1983年）、《巴勒斯坦革命的危机：根源与解决方案》（1985年）、《关于深入、准确地认识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1988年）等专著。他坚持建立单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路线，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框架，以社会主义为内容，从而为革命运动赋予了民族解放和社会公正的思想维度。

叙利亚人伊勒亚斯·麦尔盖斯（1927—1991年）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致力于寻求马克思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阿拉伯化，因此同多数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倡导具有阿拉伯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撰写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阿拉伯问题》《共产党史》《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等多部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狭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批评。乔治·塔拉比希（1939—2016年）是阿拉伯世界首位将精神分析法应用于文学和史学创作的先驱，其创作思想多样，尤其以民族主义、革命、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他将这些新思想与传统的教义学、教法学、苏菲主义和语言学进行融合，出版《萨特与马克思主义》（1963年）、《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1969年）、《革命的阶级战略》（1970年）、《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1971年）等专著，以此来思考伊斯兰思想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如何调节内部机制来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以及阿拉伯民族如何在现代社会通过坚持伊斯兰信仰来重塑自我认同。

穆罕默德·赛勒曼·哈桑（1928—1989年）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伊拉克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曾于1960年12月9日至1963年2月8日担任伊拉克石油部部长。他强烈主张石油国有化，著有《伊拉克经济研究》《关于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和《产业规划》。此外，他非常推崇奥斯卡尔·理夏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年）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并翻译了其著作《政治经济学》。该书分为三部分：一般性问题、生产过程与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玛仪（1939—1986年）是阿拉伯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无神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也门社会党的创始人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首位领袖。他曾领导反对英国殖民的南也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后创立南也门解放民族阵线，并于1963年10月14日发动革命，将南也门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伊斯玛仪因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高度赞赏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于1979年10月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他留世的著作不多，如《民主革命的阶段》《民族文化》，这些著作强调了工人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发动解放民族阵线的左翼力量消灭右翼和殖民主义势力，以此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完全解放。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识同阿拉伯传统文化及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后在史学创作领域的产物，这类史学作品普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视角以重新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并着力塑造基于这种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对后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和领导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创作这类史学作品的人主要来自特权阶层，而这些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因更多是对底层平民的凄惨境遇所产生的同情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全新的史学类型，它重新审视阿拉伯社会和文化并研究其与现代世界及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拉伯史学的内涵，也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结语

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对阿拉伯社会的冲击而逐渐发展的。换言之，它是自觉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传统文化冲击以及阿拉伯历史的时代转型做出的反应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因此，可以说，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是20世纪阿拉伯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它见证了阿拉伯知识分子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产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做出的努力。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阿拉伯知识分子逐渐分裂为两大阵营，一类是尊崇复古、弃绝现世的保守派复古主义史学家；另一类是主动吸融西方思想、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并向西方宣传真正阿拉伯文化的开放派民族主义史学家。但这两派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部分保守派在主张复兴伊斯兰文明的同时也提倡构建阿拉伯人的信仰认同，而部分开放派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提倡构建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构建相互交织，逐渐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例如朱尔吉·宰丹的作品就涉足这两种类型，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综述，又有对民族主义的宣扬，他也因此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的思想家。

相对而言，由于对现行秩序感到失望，保守派复兴主义史学家选择了深居经堂并追溯传统阿拉伯历史文化的避世之径，以期从中寻找能够帮助阿拉伯人实现富强的纯粹的“阿拉伯”秩序，这体现在史学创作上便是几乎不变地承继了古典时代史学家的撰述风格，即侧重研究传统的阿拉伯政治、历史、宗教、名人等富有民族自豪感的撰述对象，但有限的创新亦在于除了这些特殊群体之外，还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和平民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象，这是由于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他们对本民族产生了普遍的人文关怀。而开放派民族主义史学家通过创办报社和杂志社、兴建学校和研究机构等方式来传播和复兴阿拉伯文化，使这一时期的史学作品出现了古典时代没有的主题，如民族主义、自然科学、经济货币、女性主义、平民社会和个人主义等，而基于这些新主题的史学著作通常以中短篇文章的形式，凭借报纸、杂志等新兴媒体进行高效率、广范围的传播，迅速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从而使这时期的史学作品无论在主题还是撰写形式方面都出现了诸多创新。相较于古典史学，现代阿拉伯史学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承载下变得更加精简化、大众化、平民化，从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具有留学西方和移民背景的史学家的出现。他们承认西方文明是独立于伊斯兰文明并与之对等的实体，并且主动学习和融入西方来感受其与本我文化不同的特质，从而在吸融两种文化优质元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诸多新的史学题材，如东方主义和阿拉伯侨民史学等。这些新题材和文体不仅丰富了阿拉伯史学的研究内涵，而且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阿拉伯世界延伸至西方世界，使之自觉地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史学创作视为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与人类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阿拉伯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此外，这些留学生中的部分旅欧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其与阿拉伯历史文化结合，形成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类史学著作普遍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和探寻阿拉伯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联系与共性，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拉伯史学的内涵，也对后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和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与独立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是在西方思想冲击与阿拉伯历史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孕育的产物，它使日趋衰落的阿拉伯史学焕发生机，为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成为人类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投稿网址：

http://sxllyj.ajcass.org/